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古代译者毫不受重视，却是不对的，因为，另外三首东汉时代翻译过来的诗《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就有明确的译者，即犍为郡椽田恭。这三首诗歌的原作是白狼文，作者系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白狼王唐菆。事见《後汉书》：“明帝时。益州刺史朱辅宣示汉德。咸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木、唐等百馀国。皆举种称臣奉贡。白狼王唐菆作诗三章。歌颂汉德。辅使译而献之。” 令人庆幸的是，无论是《越人歌》还是这三首白狼文诗的原诗的汉字记音及译诗都流传下来了。它们都是中国诗歌翻译史上的宝贵的原始资料。
不过中国古代大规模的诗歌翻译实践活动，是随着佛教文献的翻译兴起的。佛教文献中的偈往往就是诗歌，是充满隐喻性和哲理性的诗歌。这些偈，长者达数十万句，短者不过数行，长长短短，遍布佛教文献，如何正确地翻译处理它们，成为古代译者最棘手的难题。有的佛教文献是标准的叙事长诗，如佛教大诗人马鸣的《佛所行赞经》即用韵文写成。昙无谶(385-433)将之译成五言无韵诗体，约九千三百句，相当于九千三百行诗句。值得注意的是，昙无谶只学过三年汉语，就开始翻译，实难以独立完成译经工作。他是与惠嵩合作，并有道俗数百人参与讨论而得以最终译出十几部佛教经典的。他的翻译“富于文藻，辞制华密”。像《佛所行赞经》这样长近万行的长篇诗歌翻译作品在一千六百多年前，可以说是极为惊人的成就，堪称世界第一。
然而，古代中国尽管在诗歌翻译实践方面可说是领先世界，而在诗歌翻译理论方面却是相当贫乏的。尽管支谦、道安、竺法护、鸠摩罗什、玄奘等都就一般性的佛经文献翻译提出过不少很有价值的看法，规定过诸多具体的翻译准则，如支谦的求“文”，维祗难的求“质”，道安之“五失本，三不易”论，玄奘的“五不翻”原则，等等，但是，就具体的诗歌翻译应该有些什么具体准则或性质，却很少论及。因为佛教文献的翻译归根结底在于达义，文献修辞、音韵、故事本身的审美意义，不是译者主要的追求。事实上对于趋向纯文学、纯审美的翻译作品和相关的翻译理论研究是在20世纪以后才在中国翻译界结出硕果的。这也正是海岸君编选的这部《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的价值所在。
二、中国近百年来诗歌翻译成就与翻译观略论
如果说前此近两千年来中国古代的诗歌翻译实践主要成就体现在翻译近西的佛教文献作品上，那么近百年来中国诗歌翻译实践及相关的翻译理论的主要成就则体现在翻译远西（欧美）诗歌作品及相关翻译评论上。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分水岭。它标志着翻译和翻译理论的独立的审美意识在中国翻译界的觉醒。前此的诗歌翻译要么是为了彰扬一种神圣的教义，要么是为了某种实用目的（例如某种口诀、咒语），而近百年来的诗歌翻译虽然也离不开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却鲜明地带有一种强烈的审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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