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初叶开始，中国翻译界开始了将西洋诗歌引入中国的尝试，近百年来经历了三次诗歌翻译高潮。五四运动前后，诗歌翻译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算是中国诗歌翻译的第一个高潮。建国之后，从50到70年代，更系统更理智的诗歌翻译活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许多大部头的外国诗歌（尤其是俄苏诗歌）作品译成了汉语。这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翻译的第二个高潮。从20世纪80年代起到现在，虽然只有短短的20余年，诗歌翻译却迎来了它最活跃兴旺的时代，应该是中国诗歌翻译的第三个高潮。在这个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外国诗歌作品不能翻译。俄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古希腊、罗马的、美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等数十个国家的大量诗歌作品或迟或早地被介绍到了中国。抒情诗、史诗、哲理诗、叙事诗，五花八门的诗体走进了中国文坛，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取代唐诗宋词元曲而成为中国诗坛的主角。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诗歌作者的作品的译作甚至在几个月之后，便可以摆上书店的售书架。外国最经典的作品已经一次、二次、甚至多次地被复译，个别经典作品（例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有多达十个以上的译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外国诗歌，尤其是西方诗歌翻译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此外，汉诗外译也渐呈兴旺之势。汉诗外译的总体发展虽然尚难以和外诗汉译的盛况相提并论，但是比之100年前，可说是天壤之别。《诗经》、《楚辞》均有了英文全译本，唐诗的西文选译本则不计其数。宋词的外译本没有唐诗译本多，但也不少。即便最少有译人问津的元散曲，最近几年也有了颇大的进展。 中国诗歌翻译的大船正在外汉对译的高潮中破浪向前。
在这样的大格局下，重新对诗歌翻译实践进行必要的理论描述与总结，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必然归宿。在这一点上，海岸君编选的《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正好提供了一种契机与俯瞰诗歌翻译理论的平台。
纵观近百年的诗歌翻译研究，我们发现其理论性描述往往在下面五大方面展开。第一大类是本体诗歌翻译理论方面的形式与内容关系问题。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就有1）诗歌直译论；2）诗歌意译论；3）诗歌翻译格律论；4）诗歌翻译散体论；5）形似论；6）神似论；7）诗歌翻译音美、形美、意美论；8）诗歌翻译多元标准论，等等，等等。这些论题当然不是单一的，大多数主张直译者，并非主张绝对直译，实际上在具体情况下，也是默许变通的；大多数主张意译者，也不是主张完全抛掉原作形式，任意胡来，而是认为原作形式一旦不便模仿，就可以大胆变通，在不违背原作本意的条件下发挥翻译主体的创造性。这八种情形中尚有许多不同程度地兼有一种、二种或多种其他主张的观点，排列组合式孽生出更多的流派。第二大类论题多集中讨论诗歌翻译本身的可能性，一派认为诗本身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可译的；一派则认为诗是可译的，但是程度有别。今天纯粹的不可译论者已经不多见。第三大类诗歌翻译研究则是诗歌翻译批评研究。论者往往集中评点某译者的某具体作品，对照原文而对译作中的瑕疵进行批评，并借此表达自己的诗歌翻译观。第四大类则是诗歌翻译史料类研究，考据与轶事相互发挥，其中亦往往夹叙夹议地提出一些翻译观点。第五大类则是诗歌翻译与文化或其他学科的互动关系研究。第五类研究离本体诗歌翻译研究有一段距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是非本体诗歌翻译研究（泛翻译研究），但它丰富了诗歌翻译理论研究的外围，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环。以上综述，极为简略。因为这只是一篇序文，只是点到为止，不便完全展开发挥。笔者拟另文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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