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起来，我们会发现近百年的中国诗歌翻译理论史中的主流理论大多是围绕诗歌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这个问题展开的。当中国翻译理论的其他层面也许过分依赖西方理论或非本体翻译理论的时候，诗歌翻译理论界守住了诗歌翻译理论应该主要阐释、概括诗歌翻译现象这个底线。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不得不简单勾画一下整体翻译理论框架。
我所谓的翻译理论（或翻译学）可以粗分为三大块：玄翻译理论……元翻译理论……泛翻译理论。玄翻译理论是有关翻译理论的理论（一种悬、超理论、非本体理论，对翻译理论做整体观照、检查、鉴别、评价和规范的理论）；元翻译理论是本体翻译理论或核心翻译理论，是翻译理论的理论主体；泛翻译理论则是非本体翻译理论或相关性翻译理论（例如，翻译与文化的关系，翻译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原理等）。以这个理论框架为考察借鉴，我们不难看出，中国近百年的诗歌翻译理论，理所当然地属于元翻译理论，是中国本体翻译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为什么？因为“一切诗歌的特定妙蒂总根于特定的语言形式”，而近百年的中国诗歌翻译理论探讨基本上都是围绕诗歌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展开的。与其他的翻译实践相比，诗歌翻译实践虽然有其特殊性，但由于诗歌语言形式最精炼、最复杂、最具代表性，所以比之其他形式的翻译实践能更集中地表现出对语言技巧的理解、把握与处理。诗歌翻译的关键最终要落实到语言技巧处理问题上来，亦即形式与内容的协调问题上来，因此，本体诗歌翻译理论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特定的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这是势所必然的，也是非常正确的。客观地看，中国诗歌翻译理论在诗歌语言形式技巧与内容的协调关系方面取得的理论成就是巨大的，在全世界的范围看，也是处于领先之列的。
当然，中国诗歌翻译理论既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中国翻译理论（包括诗歌翻译理论）的优势的客观依据可从下述事实得到支持：“由于中国翻译史的源远流长，由于中国翻译规模的无与伦比的宏大，由于汉外对译现象的无与伦比的复杂错综，或简言之，由于汉语言文字与印欧语系语言文字在音、形、义、语法等方面的特殊差异，由于中国文化沾溉于翻译业的独特历史构成……这一切已经势不可免地内蕴着中国翻译理论在世界翻译理论界独树一帜、无可替代的必然性。”换句话说，翻译实践活动本身的独特性往往会最终导致翻译理论本身的独特性。中国的汉外诗歌对译现象的复杂性客观上导致中国诗歌研究者看待这类翻译现象时的复杂灵动的思考方式和陈述方式。我们可以说，中国诗歌翻译理论（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理论）的优势“得益于汉语言文字自身的综合立体性和形象简洁性，往往长于高度的理论概括，一语中的、直逼真理，但同时亦往往弱于条分缕析的量化陈述，流于模糊、抽象的定性概括，在具体论证上显得草率。而西方的理论（例如翻译理论）则多半与此相反。当务之急是要发挥中西译论优势互补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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