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诗歌翻译理论发展的新领域
中国翻译界在本体诗歌翻译理论方面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是，在非本体诗歌翻译理论方面，尤其在玄翻译理论方面还有更大的理论领域等待开拓发展。下面仅就笔者关心的方面做一点抛砖引玉的陈述。
第一，中国诗歌翻译理论与中国语言文字结构之间的制约关系。
翻译理论家们都知道不同的语言文字结构制约着翻译实践过程，但是却很少有人指出，不同的语言文字结构也制约着翻译理论建构本身。换句话说，翻译理论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他自己的母语的特殊结构的干扰。这个基本原理我在拙著《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书中进行了阐述。语言结构制约人的思维结构，人的思维结构制约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人有什么样的语言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思维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判断方式和由此而来的行为模式，从而模塑出相应的文化样式。根据这个原理，印欧语系的人有受印欧语系结构制约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以及相应的价值判断和文化生产模型。使用汉语言文字的人有受汉语言文字制约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以及相应的价值判断和文化生产模型，应用到翻译理论上来也一样。受印欧语系结构制约的诗歌翻译理论家自有其相应的诗歌翻译理论，受汉语言结构制约的诗歌翻译理论家自有其相应的诗歌翻译理论。不言而喻，不同语系的人的思维模式、价值判断及行为模式虽然有很多差别，也有许多共通的地方。理论家的任务正是要界定这些差别和共通点。从以上的演绎推论，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西方学者的诗歌翻译理论不可能不受到西方学者自身的母语结构的制约，因此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中国学者的诗歌翻译理论也不可能不受到中国学者自身的母语结构的制约，因此也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这个道理不仅仅对翻译理论是这样，至少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切理论都是这样。哲学、文学、伦理学、法学、语言学、经济学、美学、文化学、艺术……无一例外。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我们不得不面对若干石破天惊的理论结论。对于诗歌翻译理论来说，情况也将完全如此。具体内容，另文阐述。
第二，诗歌翻译研究者本人的气质、个性与诗歌理论建构之间的制约关系。
这是我在《玄翻译学》（Metatranslatology）中首次提出的翻译理论命题。⑾要明白这个道理，首先要明白翻译理论与该理论信奉者或创建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按照我的理解，一个人喜欢或建构什么样的翻译理论决定于这个人具有什么样的气质或个性。换句话说，翻译行为和翻译理论的走向常常受制于翻译者或翻译理论创建者的个性或人格。（见《玄翻译学》第一章第一节。）⑿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其理论意义绝不只限于翻译理论，而是可以不同程度地适用于解释一切理论的成因。在翻译界，严复、林纾、朱生豪、傅雷等等翻译家的实践及其理论走向，都是证据。当代许多译者在翻译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分歧，都很难越出这种个性制约因素。同时，我们还可以由这个原理反推出下面的结论：从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信奉什么样的理论即可看出这个人在特定的时期内是什么样的人。或同理，从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信奉什么样的翻译理论即能推知该学者在特定时期内的个性。
上一页 1 2 3 4 5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