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产生我们相应的翻译对策。在翻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时候，由于二者在中西诗坛上的审美追求是很相近相同的，因此这类中西诗歌的对译原则是差不多的。因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是西方诗歌发展的产物。中国现代当代诗歌往往追踪它们的轨迹，所以中西诗歌的对译原则在这个条件下比较一致。换句话说，厘定可以让中西方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都认可的诗歌翻译标准，主要在处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时候才有较多共同点。
由此可见，要厘定诗歌翻译标准，首先要看标准针对的对象。英诗汉译和汉诗英译的标准是不可能完全通用的。
只有事先搞清楚这些先天的语言学和文化背景的根本差别之后，才可能确立诗歌翻译标准的可能性或者说可能范围有多大。
第五，中西译论模式的取向与个人文化积淀的关系
翻译理论家各自拥有的语言结构、审美习惯、历史文化积淀等是各个不同的，它们的学术资本是构建翻译理论的基础。如果一个人学习、掌握的主要是西方翻译理论，就容易倾向于认为西方的翻译理论高于中国的翻译理论，并以之为模板创建新的理论；反之亦然。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基本原理：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亦皆成看家本领；更严重的是，亦皆成陷阱。比如留学归国者，一旦学成回国，学哪行，吃哪行，必定倾全力为其所学寻找学术发展的市场与空间，所以抬高并套用西式理论是必然的。例如五四期间的归国学者在若干理论引进与建构方面就是如此。只以历史形态学而言，这些学者与西方学者对话，看到西方有辉煌的奴隶社会文化，古希腊、古罗马社会均是奴隶社会，便挖空心思地要按照西方人的模式在中国捏造出一个古代奴隶社会来，于是原本就是封建社会的商、周朝代都变成了奴隶社会。依次类推，原本主要不是封建社会的先秦以来的社会在某些学者的著述中便都完全变成了封建社会，好与西方人定出的社会发展模式配套。当代普通人照样这样用“封建”这种字眼，其实是用它来指代所有的传统文化中的不好的东西，情有可原，但是，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者，就必须丁是丁，卯是卯，要实事求是才对。中国翻译理论家如果只沉溺于中国的翻译理论传统，当然也会犯同样的偏差。但是近百年来，过度西化风是主潮，因此沉溺于中国翻译理论传统的偏差并不太严重。毫无疑问，中西翻译理论二者都重要，但从以上的整体论述来看，从中国的本土特征出发来建构中国式的翻译理论应该比套用西式模板创建新理论更重要，更容易获得成功。这已经被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一一证明。就中国诗歌翻译理论建设而言，海岸君选编的《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正好提供了切实可信的证据，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诗歌翻译理论自主创新的最好的论文选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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